自由即道德？Wille抑或Willkür？

Immanuel Kant

上兩篇文章提到（見：自由即道德？－萊恩浩的質疑 與 自由即道德？－施積的責難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de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書中，將自由與道德兩者等同起來，將無法有效解釋道德惡的問題。人沒有自由去作惡，道德責任也無從說起。

朋友在留言中提到，為甚麼康德不一開始就區分Wille與Willkür這對重要的概念（姑且將前者翻譯成「意志」，後者翻譯成「意欲」。行文中保留德文，以免誤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涉及哲學史的問題。我讀了一些文獻，寫一點筆記作紀錄。

哲學人大概都會聽過，康德道德哲學是一套「義務論」(Deontology)，著重行動者的動機，而不是後果。這套說法在英美世界屬於主流。粗略而言，道德的基礎必須獨立於經驗，且普遍地有效。道德律不涉及集任何經驗內容，依靠純粹實踐理性(rein praktische Vernunft)確立。整本《道德形上學之基礎》的工作是尋找道德哲學中最高的原則。這條原則即所謂的「定言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在當代後設倫理學中，不少人都爭論過，康德到底是道德「實在論者」(realist)抑或是「反實在論者」(anti-realist)。兩派的想法都有文本證據支持。不過，細心留意文本，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以及在1788年出版《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康德的目的是為了尋找道德律，以及理性如何可以先驗地認知道確立道德律。《實踐理性批評》中，他甚至說道德是個「理性事實」(Faktum der Vernunft)。從這個角度，他的立場似乎較為接近道德實在論。當然，康德道德哲學是否可以如此歸類，則是無話。

不少人都誤會，康德在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前，並沒有打算涉足道德哲學的問題。不過，在1768年5月9日，他給學生赫德(Herder)的信中，其實已經提到撰寫道德哲學問題(AA 10:74)。1773年至1781年這段期間，他卻沒有再提起書本的寫作計劃。直到第一批判出版，書的後半部分，道德形上學(Metaphysik der Sitten)的問題又再浮現，特別在「Architektonik der reinen Vernunft」(A832/B860)的部分。除了正式出版的著作，康德講稿也反映他的道德哲學的觀點，例如Moralphilosophie Collins、Naturrecht Feyerabend、Moral Mrongovius、Vorlesung zur Moralphilosophie等。然而，特別是1783年Christian Garve出版的De officiis 注釋與翻譯時，當中討論「義務」(Pflicht)的問題，多少推動康德決定出版道德哲學的著作。在他好友Johann Georg Hamann 一些書信往來中，提到康德將出版一本「反批判」(Antikritik)，駁斥Garve的道德論。不過，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上學之基礎》，有多大程度是為了回應Garve，則難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