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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thehaus in Weimar 歌德在威瑪的故居

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在2005年的一次訪問提到,小說作家的巔峰期一般在三十左右,大多數都是成名甚早,一部作品足以名流後世。這意味著小說作家與年齡有寞大關係,最好的作品在年輕精力充沛的時間出版。這也許不無道理,張愛玲出版《傾城之戀》時,只有23歲;卡謬(Albert Camus)出版《異鄉人》時,年僅29歲;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說《變形記》出版時,他32歲。當然,有很多小說作家都是大器晚成。

即使對德國文化不太熟悉,多少都會聽過歌德(J. W. Goethe) 的名字,歌德幾乎代表了德國的文化象徵。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他在後來自己的傳記中提到,他早年的健康並不佳。出生時,面色發紫,沒有呼吸,一開始以為他是死胎。被拍打幾下後,他才再次呼吸起來。孩童時患下天花,差點奪去他的性命。年青時,在萊比錫 (Leipzig)學習法學,患上肺結核,幾乎英年早逝。不過,歌德最後卻活到84歲,在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的領域為人類歷史貢獻良多,是多方面的通才。歌德用德語來創作詩歌,更奠定整個德語在文學的地位,扭轉德語的歷史地位。德國哲學作家Rüdiger Safranski在2013年出版的傳記《歌德:人生的藝術品》 (Goethe — Kunstwerk des Lebens) 提到,歌德年少時不是時人眼中「神童」(Wunderkind),不過他卻有迅速學習能力,對語言特別有天分,似乎預視他大文豪的命運。

多年前,看魏德聖的電影《海角七號》,林宗仁飾演的茂伯在電影片尾,用月琴奏起的那首歌,其實是來自歌德1771年創作的一首詩歌–野玫瑰(Heidenröslein),後來由不少作曲家譜曲。茂伯彈奏的是1815年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版本。這首詩歌是紀念歌德在法國史特拉斯堡(Strousborg)留學時的愛情故事。電影採用這首歌做配樂,也顯示了導演的心思,並非僅是因為旋律動聽。歌德文學流行全世界,超越語言的限制,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在華文世界,最常聽到歌德的小說應該是《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學時一個晚上,一口氣讀了這本小說,似懂非懂,但對小說留下深刻印象。小說出版時歌德只有23歲,據說他只用了一個月時間,便將小說寫完。拿破崙在耶拿戰役擊敗普魯士後,親自與歌德見面,並聲稱自己將小說讀了七次。拿破崙甚至授予歌德騎士徽章,可見他欣賞歌德的程度。小說是關於維特(Werther)、夏洛蒂(Charlotte)與亞拔特(Albert)的三角戀故事。故事以第一人稱日記的形式寫成,當中涉及不同主題:自由、命運、孤獨、哲學、自殺、文學等不同的題材,人物性格都有現實的根據,是歌德的半自傳小說。一般人都將這本書當成是愛情小說。事實上,中文將「Leiden」翻譯成煩惱,是有點誤導,可能受了英文翻譯「sorrow」的影響。在德語中,「Leiden」意思不止是煩惱或憂傷,而是有痛苦、折磨的意思。再引申出來的另一個字「Leidenschaft」,意思是對於某事物所產生的熱愛、對於某些事物的強烈情感。在維特的語境下,是他對生命理想的想像,追求人生理想時的痛苦,並非僅是煩惱一字可覆蓋。維特追求人生理想,對未來想像無法實現,生命也沒有意義,最後只有自殺的一途。與其說是維特自殺是求愛不遂,倒不如說是因為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對他產生的折磨,對人生理想無法實現的痛苦。

2016年的春季,我和朋友鹽叔去圖靈根(Thüringen)旅行,其中一站是威瑪(Weimar)。威瑪對每個德國人來說都不會陌生,歌德在這小城渡過大部分的人生,創作影響世界文學的作品。每個人提到威瑪,立刻聯想到的都是歌德。威瑪仍然保留了歌德當年的居所,我和鹽叔當年不會錯過去他的故居朝聖,故居內保留他當年的書桌、筆記、床褥以及他的收藏品等。學習德語時,常都聽到他的名字,終於有幸踏足他的故居,了自己的心願。無獨有偶,在我們到達威瑪那天,剛好是博物館夜,所有博物館免費通宵開放,窮學生當然把握機會,去看看其他名人的故居。

現實中歌德並沒有像維特一樣,小說創作令他從這種悲傷的格調中解脫。維特無法實現的事情,歌德卻一一展現出來,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幅藝術品,而且歷久不衰。

Tempelhof-Mariendorf

06.02.2021

原文載於明報《菩提樹大道》26.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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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洪興十三妹的劇照,史Sir教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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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Kant

上兩篇文章提到(見:自由即道德?-萊恩浩的質疑自由即道德?-施積的責難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de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書中,將自由與道德兩者等同起來,將無法有效解釋道德惡的問題。人沒有自由去作惡,道德責任也無從說起。

朋友在留言中提到,為甚麼康德不一開始就區分Wille與Willkür這對重要的概念(姑且將前者翻譯成「意志」,後者翻譯成「意欲」。行文中保留德文,以免誤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涉及哲學史的問題。我讀了一些文獻,寫一點筆記作紀錄。

哲學人大概都會聽過,康德道德哲學是一套「義務論」(Deontology),這套說法在英美世界屬於主流。粗略而言,道德的基礎必須獨立於經驗,且普遍地有效。道德律不涉及集任何經驗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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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康的博士論文,1940年出版

「吾愛吾愛,吾更愛真理」,這句話一般都會追溯至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不過,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並沒有直接出現過這句話。比較接近意思出現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他討論老師柏拉圖(Plato)的理型論(Theory of Ideas)的部分。哲學家不應該因為私人情宜,而忘記了真理的追尋。這句話是從那裡洐生出來的。德國古希臘哲學研究有悠久的傳統,專家學者多能直接閱讀理解原文。後來,19世紀的柏林神學家施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將柏拉圖整部對話錄翻譯成德語,也為現代德語古希臘哲學研究奠下基礎。

幾年前,我在柏林洪堡大學修讀一個形上學(Metaphysics)的課,內容是主要討論亞里士多德形上學系統中「變化」概念的問題。課程沒有要求懂古希臘語,不過研討課的同學有的是古典語言系出身,有時會出現一些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要追上進度相度吃力。最後,還是勉勉強強將這個課修完,事後也覺得自己似懂非懂。然而,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柏林的另一位留學生,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肯定不會像我一樣一頭霧水。在柏林格林中心(Grimm-Zentrum)圖書館,還收藏了他在1940年出版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的分離問題》(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我說的是哲學家陳康,沒有想過竟然和他讀同一所大學。第一次聽陳康的名字,是大學二年級時的讀書小組,與幾個同學與老師讀他的《論希臘哲學》。這本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收錄他歷年的文章結集。後來,我得知老師關子尹編輯的《陳康哲學論文集》,在1985年由聯經出版社發行,漸漸才得知近代華文學界,曾出現過如此重要的哲學家。在大學圖書館找到他的論文時,我一時想不起是誰,因為出版用的是他另一名字─陳忠寰(Chen Chung-hwan)。再讀一些他的事蹟時和文章,愧疚小子不敏,竟有眼不識泰山。

陳康祖籍江蘇江都,1929年畢業於當時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轉至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哲學。1930年起,轉往德國留學,先後在柏林、基爾(Kiel)、哈勒(Halle)等地學習古希臘文與哲學。在當時的柏林大學留學期間,師從新康德主義的重要學者Nicolai Hartmann,並於1939年畢業取得博士學位,翌年出版博士論文。陳康寫過一篇短文介紹他老師的學問,收在《論希臘哲學》的文集當中,可說是站在當時學術研究的前沿。上個世紀,華人在德國大學能取得學位,學成歸來的恐怕不多。陳康回國後,先後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同濟大學。1948年起,在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任教10年後,赴美國在不同大學接任教職,最後在南佛羅里達大學任教至退休。1992年逝世於加利福利亞州。

陳康一生從事學術研究,著作極為嚴謹,絕不馬虎。學問的態度更是令人敬佩,在自序中他說:「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決於研究的對象,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學問如果擺脫束縛,乘興發言,是在寫抒情詩,不是做事實求是的探討。這種學問態度,時人聽來恐怕都覺得是曲高和寡。同時,更難得是陳康能夠突破語言的限制,除中文著作外,還能用德文與英文寫作,刊登在歐美不同的頂級期刊。華人學者身分在古希臘哲學研究競技場上佔一席位,殊不容易。再仔細看他文章的成書的日子,世界正處於動蕩期,不論在中國抑或在歐洲,正是學者最無法定下心神研究讀書的時間。不過,陳康憑精湛研究工夫與毅力,深刻明智的見解,為學術界留下成果。

我輩皆海外研究哲學者,視古希臘哲學為畏途。研究古希臘哲學需要不僅是思考力的問題,同時需要熟稔的古希臘文知識。倘若僅只是思而不學,則如陳康所言,自作聰明,隨意論斷。吾生資質有限,對古希臘哲學的堂奧僅是望洋興嘆。老師關子尹告誡,做學問要「攻艱取難」,面對哲學巨人的思想迷宮,不可因困難而退縮,否則注定學無所成。哲學無捷徑。打開陳康的那本收藏在圖書館發黃的博士論文,回想起成書於那個搖搖欲墜的時代,面前自己所謂的困難,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24.01.2021

Tempelhof-Mariendorf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菩提樹大道》 29.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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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 Mueller的作品Liebespaar zwischen Gartenmauern (1916),收藏在柏林的Brücke Museum。這幅畫啟發David Bowie創作了Heroes。

2016年1月10日,我來柏林只有短短幾個月,寄居在柏林紐寇恩(Neukölln)南邊接近盡頭,當時朋友的家中。帶了一堆書,帶了朋友送給我的幾件冬天大衣,就是這樣一個人來到陌生的城市。聚居在紐寇恩區的多數是勞動階層,同時也聚居土耳其及其他外來移民,有些已經是第二、三代人。這區南邊盡頭,是以德國包浩斯(Bauhaus)創辦人華特・葛培斯(Walter Gropius)命名的「葛培斯城」(Gropiusstadt),多是高樓大廈和社會房屋,相對市中心,這裡人煙沒有那麼稠密。我一個人乘巴士來到城市邊緣,再走遠一點,便離開柏林。從這裡眺望過去,柏林原來可以那麼遙遠。德國電視台在這一年剛開始不久,便傳來大衛・寶兒(David Bowie)在紐約(New York)病逝的消息。

1976年,正值美蘇冷戰,東西柏林分裂。大衛・寶兒來到西柏林,除了希望戒除可卡因毒癮,還希望尋找音樂上的突破。當時,毒品幾乎毀掉了他的事業,眾人只是記得他是位來自英國的癮君子。他住在舒納伯(Schöneberg)區的「大街155號」(Hauptstraße 155),附近的酒吧、咖啡室是他經常逗留的地方。在當時的荒涼的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的「漢莎工作室」(Hansa Studio)創作他的柏林故事。

寶兒幾乎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歌手。可是,來到柏林,他像每個柏林人一樣,衣著不修篇幅,柏林人也不在乎他是誰,對他不太感興趣,在街上也沒有人理會這位音樂巨星。有一次,寶兒忽發其想,跳上在舞廳內台上,想即興演唱幾首Frank Sinatra的歌曲。誰知,被柏林人叫他下來,不要阻擾他們看表演。寶兒他似乎很享受被柏林人冷落,這個城市令他感到放鬆、治癒,同時也很容易令人迷失,不過,又會令人在這裡找到自己。他來柏林,也不僅要突破自己,而是要重生。他的音樂不需要那華麗的修飾,可以直舒胸臆。在柏林的漢莎工作室錄製三張知名的專輯:Low、Heroes、Lodger,合稱「柏林三部曲」。同名歌曲Heroes更是成為當時東柏林人追求自由的地下歌曲。1987年,他在回到西柏林的那場見證歷史的演唱會,也預視了德國的變化。

寶兒在柏林重生,無獨有偶,也涉及了另一個柏林女孩重生的故事。

1981年寶兒再回到柏林,寶兒無酬參與電影〈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中文翻譯即是「我們動物園站的孩子」,戲中寶兒飾演自己,他的歌曲「Heroes」也成為了電影的配樂。電影改篇自主角Christiane F.的親身經歷,很多年後她在自傳回憶吸毒與濫藥的年輕歲月,幾乎毀掉自己的生命。她出生在單親家庭,受父親暴力對待,後來父母離異,與母親和妹妹住在「葛培斯城」(Gropiusstadt)的社會房屋中。也許感受到時代困倦,令她沉醉於柏林的迷幻迪士高派對中,吸食可卡因來麻醉自己。夜間在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的大廈中穿梭,逃避這個絕望的世界。染上毒癮令Christiane整個世界都改變了。為了毒品,她甘願出賣自己的身體來換取毒品,那年她只有14歲。她身邊的朋友也因為吸毒接二連三喪命,最後,只有她活了下來。她的傳記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從她的故事,看到冷戰西柏林的頹廢的一面,看到當時少年人的精神世界。

毒品差點便奪去Christiane的性命。母親後來帶她離開柏林到漢堡,最後她戒掉毒癮,活了下來。不過,她朋友卻沒有那麼幸運。傳記的出版,令幾乎每個柏林人都知道她死裡逃生的故事。多年後,Christiane的兒子出世,她仍然住在柏林。不過,可能是毒品後遺症,因健康問題,她已甚少公開露面,漸漸消失在人群當中。

動物園站的孩子不見了,消失在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活下來的,還需要面對自己抉擇的後果,還要面對不可知的未來。Christiane在2013年一次訪問感嘆:「在這上面望過去,柏林真是純樸。」(Von hier oben sieht Berlin recht harmlos aus.)

身在城中,卻似乎不是那麼一回事。

[Berlin is] a city that’s so easy to get lost in — and to find oneself, too。

大衛・寶兒曾這樣說。

04.01.2021

Tempelhof-Mariendorf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菩提樹大道》,15.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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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江南

每人或許聽過PSY的歌曲《江南Style》(Gangnam Style)。 這首四周傳誦的歌曲,背景設定在首爾江南。江南不是嘲笑的對象,反而令人羨慕的對象。「Oppa Gangnam Style」意味著他時髦、外向,就像住在江南區的富人一樣。事實上,當你身處江南,會讓你感到,這是一個只有他們生活的世界。 當你看到CCTV兩旁的高檔獨立式住宅和奢侈品商店時,你似乎去了一個不同的世界。那麼江南是一個怎樣的地區?我想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江南。

外科整形聖地

江南是指漢江以南的地區,指地鐵2號線江南站、狎鷗亭站和清潭站周圍形成的商業區。在江南,當看到人們戴著墨鏡或口罩時,是有特別含意,因為他們剛剛做完整形手術。 根據南韓的《朝鮮日報》報道,截至2017年,江南區擁有多達470家整形外科診所,比釜山、大邱、光州、仁川和大田這五個大城市總和還要多出120多家。 在這種情況下,江南整形外科的形象變得牢固。 憑藉先進的醫療技術,許多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旅客,專程來到江南,目的是為了皮膚美容或整形手術。他們多數是來自中國,其次是日本,泰國和美國。 手術後,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才能上飛機回國。

外國人也許會驚訝整形手術的受歡迎程度。整形廣告在江南及在四處的地鐵站都可見。 地鐵廣告中,充斥著整形前後的照片對照。我的一個外國朋友到過江南後說,每當他看到整形廣告時,就好像在看恐怖電影。 外國人通常對整容手術持否定態度,但是在韓國,由於外表是找工作和建立事業的「武器」。因此,整容手術並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須的投資」。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韓國父母有一種獨特的文化,他們會提供整形手術作為孩子的高中畢業禮物。 以我的經驗為例,我的母親曾提議眼睛和鼻子整形手術,作為我大學入學禮物,但是,我的父親卻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為理由反對。

江南整形手術以快速而聞名。例如,雙眼皮手術,上班族只需要在午餐時間,預留30分鐘,便可完成手術。 甚至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 Gangnam Sister」, 在國內整形外科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程式提供整形手術資訊、評論和價格,甚至可以比較不同整形師的技術。

高等教育的象徵

首爾總共被分為11個學區,江南屬第8區。這是著名的學區,主要是因為這裡高中與大學入學率甚高。因此,在江南受教育,對入讀大學有很多優勢。自朝鮮王朝以來,江南一直是農業地區,是糧食供應地。自1970年代起,首爾由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發展,決定重點發展江南地區,以分散在江北的人口。 當時,首爾站和清涼里站是江北的交通中心。 為了將經濟中心轉移,韓國政府將交通總站遷至江南,甚至,將行政機構及最高法院悖也遷至江南。這也將江北的名校吸引到江南區。

當時,最負盛名的「京畿高等學校」、「首爾高等學校」和「徽文高等學校」紛紛遷至江南,前後總共有18所著名高等學校遷至江南。 父母為了孩子的教育,為了增加入讀大學的機會,八十年代起,拼命遷入江南區,如現代版的「孟母三遷」。 同時,優秀教師也紛紛到來。在這裡,學生接受「斯巴達式」的教育,令整個江南區大學的錄取率猛增。

如今,江南大峙洞因高等教育而聞名。這裡匯集了不同的私立補習學校。大峙洞也成為私立教育的「麥加」,學生都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冒名而來。為了克服公共教育的局限,家長很多時會對子女提供大量私立教育。他們深信,這是進入頂尖大學的先決條件。大峙洞補習風氣盛行,甚至全國各地的學生,都刻意來到補習學院,「渡假」一至兩個月時間。

我沒有參加過大峙洞的「渡假」。不過,我的父母也對教育充滿期望。因此,為了可以令我專心學習,所以故意將我送到女子高中。他們覺得男女混合學校,會打擾我的學習進度。 因此,我在江南的女子中學上了6年學,目的是為了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在韓國,子女入讀大學幾乎是每對父母的期望。當時,我在早上7點上學。放學後,還需要去參加補習班,直到在晚上10點才回家休息,每天學習差不多15個小時。 即使回到家後,因為考試壓力,也無法真的好好休息。第二天又再需要上學去,不停地循環。現在回想起這艱難的時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做到的。JTBC的電視劇《Sky Castle》(SKY캐슬) 和《Penthouse》(펜트하우스)正好反映了江南的入學考試和私立教育的問題與現象,也側面顯示因教育而引起的房地產問題。

性別衝突的起點

男尊女卑,一直都是韓國社會給人的負面印象。幾年前,江南洗手間殺人事件,更是激化這個問題。兇手在2016年5月17日在江南站附近的一間廁所內殺死一名年輕婦女。兇手被認為是針對婦女犯案,因為犯案前30分鐘,有六名男性經過使用過洗手間。 韓國女性皆認為兇手因厭女症而犯案。兇手後來說,犯案動機是因為「女性無視自己」。 事故後,江南地鐵站10號出口有紀念活動, 韓國女性在江南站表達自己意見及憤怒,同時也恐懼自己可能成為受害者 。

這起案件不能說只是因為受害者倒霉。受害人的年齡只有二十三歲,她的死告訴韓國社會:因為我是女人,所以有一天我都可能會面對同樣的事情。 在韓國,如何克服因女性遭社會歧視,往往一困擾著人。 因為我是女性,所以我會受到死亡的威脅。韓國女性認為,作為韓國女性往往要受到韓國社會的厭女症影響。矛盾的是,韓國男性卻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也不認為兇案的原因是因為對方是女性,純粹是一宗無差別殺人案。也是因為男女之間的意見不同,導致江南站的紀念活動成性別對抗的空間。雙方互相指責。一方面,男方貶稱韓國女性為「泡菜女」;女方貶稱韓國男性為「韓男蟲」。厭男與厭女的輿論不斷出現。這件兇殺案,顯示了韓國婦女對一直的恐懼和憤怒,揭穿了社會一直對女性的歧視。當受性騷擾時,往往都是女性受到責怪:女性打扮性感,受騷擾是應該的;女性不應該深夜在街上行走等等。

江南站謀殺案後,這四年韓國社會對待女性發生甚麼變化?藝人鄭俊英(정준영)迷姦案件、「NthRoom事件」,皆顯示了對待女性的暴力僅是冰山一角。在韓國,男女仍然互相指責。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實。 改變始於傾聽彼此的聲音,韓國社會必須繼續開放討論,改變對女性的性別定型、偏見和錯誤的性別意識,只希望韓國社會對女性權益低下和歧視的觀念會有所改變。

文:梁恩實

韓國首爾人,江南長大。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碩士,主修英國文學及性別研究。通韓、中、英、德語。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07.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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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側寫

在康德《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第一版的導言提到,人類的心靈有三種不同的基礎能力,彼此不能夠再互相化約,分別是:認知能力(Erkenntnißvermögen)、感受能力(Gefühl der Lust und Unlust)、意欲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在三大批評中,康德從不同的角度都處理過這個問題。

近年哲學界流行動物權益的問題,當中涉及不同的哲學理論。哲學家對動物的討論,已經不是甚麼新議題。先前跟朋友討論過過康德的動物觀,涉及是動物是否純粹的感性存在者。我對這個題目比較陌生。不過,因為先前寫論文,有少部分涉及這個問題,所以讀了一些文獻。不妨寫一些筆記。

早在康德之前的哲學家,例如笛卡兒,認為動物只是像機械(Maschine)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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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布蘭登堡門

柏林冬季日短夜長,下午還不到三時,已經天黑了。聖誕與新年都是德國的熱鬧節日,往年我都會和朋友到聖誕市集,買一杯熱紅酒(Glühwein),咬一口圖靈根烤香腸(Thüringer Bratwurst),在寒風中添一點溫暖。每年除夕,柏林都是煙火處處。在超級市場可以買到煙花,大街小巷都煙花綻放,久違了的煙花,好不熱鬧。

不過,這都是去年的事情。因為一場肺炎,今年沒有聖誕市集,煙花也禁售,禁止大型聚會。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前相當冷清,人影罕見,也有沒有遊客拍照。陰冷的天氣,雨雪漸下,一個人的聖誕,也許會感受到一點落寞。

我在柏林已經過數年聖誕節。我並非基督徒,聖誕節其實是找理由和朋友見面吃飯聊天的機會。有一年,去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參加彌撒(Messe),雖然是不錯的體驗。可是,我體會不到當中的宗教感。即使身邊有基督信仰的朋友,也不是那種狂熱分子。宗教信仰很多時都是習慣而已,很少人會一字一句相信聖經,更不用說遵守那些過時的教條。德國聖誕節和香港很不同。基本上,聖誕市集、商鋪等到平安夜前夕便會關門,也沒有人外出倒數。一般人都會在平安夜(Heiliger Abend)和留在家中與家人相聚,平日熱鬧的大街在24到26日變得人煙稀疏。今年也不例如。只是,今年只能是這樣。

朋友去年剛從香港搬來了柏林,經歷短暫的炎夏,轉眼便到寒冬。去年除夕夜,我受邀拜訪,吃了一頓飯。然後,也像每個柏林人一樣,在屋外燃起從超級市場購回來的煙花。煙花過後,柏林像「戰地」一樣,一陣陣火藥味湧來,一年也隨煙火漸漸遠去。柏林人新年自發的煙花慶祝,一直都有爭論是否有必要保留。只肯定,柏林今年沒煙火。

在香港長大的我輩,每逢新年也許在電視看過煙花匯演。浮誇的節目主持,沒甚麼意義的對話,空洞的內容。就是這樣,開始新一年。一年中總會有幾次煙花匯演,可是,卻沒有一次令我動容。人頭湧湧的維多利亞港海旁,不知道他們真的期待那剎那的煙火,抑或只是如羊群般地隨波逐流。一次,柏林的朋友從香港傳來訊息,告訴我七月一號會到維多利亞港看煙花匯演,似乎相當興高采烈。

我有時在想,世界上或許有些人,他們只是生活著,既不知周圍發生甚麼事情,也不關心發生甚麼事情。總之,日復日,生活最重要就是娛樂,是否有意義其實不太重要。人人都在生活,不過並非人人對生活都有感受,黃子華二十多年前在〈香港電台〉的節目《夫子自道》如是說。有些事情似乎是永恆不變。

直到離開香港之前,我也沒有去看過煙花,也一直沒有興趣。大概是因為憤世嫉俗,大概是因為不相信這些虛幻的浮華。因此,一直覺得慶祝節日很無聊,喜歡一個人躲在家中,沒法在人群中明白當中的意義。

在柏林的日子,聖誕與新年都過得很隨意,也沒有刻意地慶祝。不像德國人一樣,會回家與家人團聚。不過,今年卻特別難忘,因為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竟然一下子就消失掉。每天都問,何時會回復正常。同時反過來問,其實這個「正常」又有多正常?一年過去,世界又是如此,又不是如此。

柏林去年煙花特別多。煙花散後,日暮破曉前,是萬古長夜。即使這樣,也要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因為,非如此不可。

Tempelhof-Mariendorf

28.12.2020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菩提樹大道》01.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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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德譯本

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已經看過幾次了。因為不懂日語,所以我看的是翻譯本。很少會一本小說看幾次。最初看的是中文翻譯,不過,我並不太喜歡,覺得中文翻譯有點彆扭。後來,讀過英文與德文翻譯,比起中文,我更喜歡英德版本。村上春樹的書,不同年紀看,有不同感受。可是,到某個年紀,也許再看不下去。少年十五、十六時,對世界總滿是憧憬。《挪威的森林》這本小說,如果在我這個年紀才看,也許沒有年輕時那種感受。或許,會不斷叫自己從小說中憬悟過來。

村上的小說在德國文壇頗有名氣,差不多每本小說與短文都有德文版。柏林書店翻譯文學書櫃上,不難找到Haruki Murakami的名字。每逢新書出版,很快就會有德文翻譯本。初初在柏林密集式學習了八九個月時間德語,已經可以閱讀報紙雜誌。於是,我找一些小說來看,訓練自己的閱讀理解能力。一次,在十字山(Kreuzberg)「美廉大道」(Mehringdamm)的舊書店,看到有幾本村上春樹的德文版。可是,看書名翻譯,一時間想不起是那本書。其中一本有桌球的綠色封面,書名是《Naokos Lächeln》。打開一讀,再次是37歲在漢堡(Hamburg)機場的渡邊,再次,又在德國,又是《挪威的森林》。德文書名叫《直子的微笑》。

這本小說用不同語言讀過幾次,所以書中人物性格已不陌生。書中人物各有各問題,各有各的不幸。雖然如此,當放下小說,我卻對不甚同情小說人物的遭遇。不知道,這是樹上春樹的刻意構造,抑或是我的偏見。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書中的性愛描寫,精神疾病抑或是自殺的主題,而是永澤與渡邊告別時的那句話:「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的勾當。」這句說話在其他語言翻譯不同,語氣也不同。英文與德文分別翻譯成「混蛋」(Arsehole)與「失敗者」(Versager)。我引的那句是林少華的中文翻譯。

這句話聽起來不近人情,「同情」人不是種美德嗎?

我想,永澤的意思不是不要同情別人,而是自己。同情自己意味著自憐自傷。可是,同情自與懦夫、卑劣有何關係?這句話困擾過我一段時間,一直都不明白當中的意思。不過,隨時月過去,彷彿我已經忘掉了這句話,直至到柏林留學學習哲學。幾年前。有一段時間,常在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的圖書館自修,準備自己的德語考試。正好,我的朋友兼學長也常在大學圖書館,埋首撰寫他的博士論文。我倆不時都在大學食堂吃下午茶或喝咖啡。他也喜歡看村上春樹的小說。偶爾,聊起村上春樹的小說,永澤那句話又再浮現腦海。回想起過往幾年在柏林遇到的人和事,我好像明白當中的意思。

說來奇怪。在我遇過喜歡同情自己或自憐自傷的人,大概都有個共同特點:他們往往自詡是好人,一切不幸遭遇都因別人而起,負責不在自己。對於自己的缺點,偏執地視而不見。更甚者,利用不幸遭遇,為自己壞心腸或惡行開脫。因為自己曾經是受害者,所以,一切行為都是容許的。

不過,誰沒有經歷過不幸?為甚麼別人要對特別優待自己?我突然想起了一套電影-〈心跳500天〉(500 Days of Summer)。這是2009年Marc Webb執導的獨立電影,電影主題與愛情有關,卻不是一套愛情電影,導演一開始便提醒觀眾。故事視角由主角Tom出發,敍述他與Summer相識、相戀到分手的經過。如果不留意電影的細節,很容易會誤會,以為Tom是這段「戀情」的受害者。儘管Tom在戲中是個好好先生,兩人之間也有很多「共通點」,可是,Summer卻將Tom拒於門外,玩弄感情的「婊子」。不過,卻很少人留意重點:Summer一開始便堅持自己不需要愛情,而Tom一早也知道。不過,他卻一直無視這個事實,偏執地將自己想法強加在Summer身上:我是愛他的,為甚麼他不肯接納我的愛意?直到Summer要求分手,Tom反過來責怪別人不重視他,卻不知僅是一廂情願,自憐自傷是這段關係的受害者。可是,卻不知道自己原來一直在當混蛋。

如果你常有種傾向,同情自己,怪責別人。那麼,你也許是村上春樹筆下,永澤口中那種卑劣的懦夫,沒有想過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Tempelhof-Mariendorf

13.12.2020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菩提樹大道》,18.12.2020

Why 500 Days of Summer is So Misunderstood

戲言

雅歷。寡言,文章字句屬戲言。在柏林讀哲學,寫作。文章見於《關鍵評論網》、《明報》專欄〈菩提樹大道〉。Email: t.f.lam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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