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 in


Bruno Bauch

朋友告訴我,讀哲學很少改變個人的性格,更多是加深個人的偏見。

哲學的本質是為了求真,但如果哲學淪為極權政治服務的工具,可說是思想的災難,偏偏思想災難在近代歷史累見不鮮。

近代德國哲學家中,海德格可謂是典型例子。一方面他的哲學在二十世紀的具有影響力;另一方面他是個納粹信徒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直至他逝世,也沒有為自己的錯誤道歉。在他死後,《明鏡》(Spiegel)周刊出版的訪問,提到他當年加入納粹黨,也是一篇遁辭。事實上,要將海德格的哲學與納粹徹底劃清界線,也相當困難。當時同代的哲學家也預視海德格哲學的問題。1929年,卡西勒(Cassirer)與海德格(Heidegger)在瑞士的達科斯(Davos)的大辯論,在場的聽眾都認為海德格對康德哲學提出新的詮釋,擊敗當時的新康德主義(Neukantianismus)代表人物卡西勒,19世紀盛極一時的新康德主義運動,也宣告終結。卡西勒深沉地感受到,海德格哲學的興起,預示德國哲學走向悲劇的命運。從海德格的哲學中,卡西勒看到個人的自由被虛無化,人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隨著歷史潮流擺佈,隨波逐流,無力抵抗時代的壓力。1933年,海德格接受納粹任命為德國弗賴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校長,而卡西勒被迫離開德國流亡。海德格案例哲學討論,友人已撰文討論,請移玉步到立場哲學版:還要讀海德格嗎? — 海德格案例的意義與啟示。

然而,海德格的反猶主義在德國歷史上卻不是孤例。

事緣,我讀John Michael Krois卡西勒的短篇傳記,他提到當時一位哲學家布諾・鮑赫(Bruno Bauch)與康德學會(Kant-Geselleschaft)反猶主義的醜聞。布諾・鮑赫在現今的學術圈以外,鮮有人聽聞。不過,如果對德國哲學歷史有一點認識,就知道其實他是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人物,同時是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魯道夫・卡納(Rudolf Carnap)的論文指導老師。1914年至1917年擔任當時被譽為最好的期刊─康德研究(Kant-Studien)─的編輯。可是,他卻是同時是一名反猶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希特拉奪權後,甚至公開聯署支持,可說是學會的歷史醜聞。

1877年1月19日,布諾・鮑赫出生於明斯特堡(Münsterberg),位於現今的波蘭境內。讀中學時已經對哲學有興趣,課餘時間閱讀柏拉圖、休謨、康德等的著作。中學畢業後,他到弗賴堡大學跟隨亨利希・里克(Heinrich Rickert)研讀康德,屬新康德主義的西南學派(Südwestdeutsche Schule)。三個學期後,再到海德堡大學跟威銜・文度班(Wilhelm Windelband)學習哲學、數學與自然科學,後來再回到弗賴堡大學。1902年他以論文《批判倫理學中的幸福與人格》(Glückseligkeit und Persönlichkeit in der kritischen Ethik),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到柏林繼續鑽研康德,特別是他宗教哲學與倫理學的關係。他將研究成果《路德與康德》(Luther und Kant)寄到《康德研究》出版。當時的編輯漢斯・費興格(Hans Vaihinger)邀請他來《康德研究》一同工作,並且是他的教授資格論文的指導教授,後來發表不少重要的康德著作。1911年,他成為耶拿大學(Universität Jena)的教授, 繼續擔任《康德研究》的編輯。鮑赫跟隨當時最好的康德專家,事業一帆風順,怎麼又會與反猶、納粹主義扯上關係?

1916年,當時新康德主義的領軍人物哈曼・高亨(Hermann Cohen)也同屬《康德學會》。高亨一直都希望,德國人與猶太人可以共同工作與生活,主張猶太文化與德國文化之間沒有衝突。可是,他這個理想卻日漸受到質疑,甚至來自期刊內的編輯─布諾・鮑赫。

1917年,鮑赫在《康德研究》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論國家之概念》(Vom Begriff der Nation)。論文其實是他的一篇演講詞,擴充後再發表,內文涉及種族主義、血統論等的想法。國家應該由同一民族、膚色、臉孔、血統、語言來建立。不過,鮑赫卻強調,即使猶太人能夠說流利的德語,也不表示他就是德國人,猶太人只是德國領土的過客,他們不擁有德國人一樣的權利,因為他們身上並不是流著德國人的血,不屬於同一個祖先。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卻是出自一位康德研究者。康德哲學的普世主義與價值,卻視而不見。弔詭地,鮑赫卻認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us),認為出於建立同宗同族的國家意圖。不過,他反對猶太人移民來德國,認為德國人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格,保在當中的德國性(Deutschheit)。

鮑赫的論文,令當時身為猶太人的高亨感到相當冒犯,雖然文中沒有直接提及他。鮑赫在1916年4月,在一本保守的雜誌《Der Panther》發表一篇公開信,文中明抑暗眨高亨的康德詮釋。他肯定高亨在康德哲學的貢獻,不過當中卻充滿太多「猶太」的成分,彷彿康德是為猶太人而生,為了符合猶太人的信仰。鮑赫刻意將所謂的德國民族與猶太民族劃分開來,挑撥離間。因為高亨的猶太人身分,他注定無法真正理解康德,無法理解何謂德國哲學。這其實已經不是學術討論,而是直接的人身攻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封的公開信竟然是來自《康德研究》的編輯。問題是,鮑赫不只是私下的個人表達,而是以最高聲望期刊編輯的身分,令人覺得代表了整本期刊的立場。

高亨寫信給另一位康德專家保羅・納托(Paul Natorp),表示如果鮑赫不辭職,他將退出《康德學會》。當時,卡西勒也得知此事,於是寫信給漢斯・費興格。不過,他的建議較為中道:期刊的其他編輯應該與鮑赫的文章劃清界線,不代表《康德學會》的立場。鮑赫卻認為自己的文章,並不涉及政治原因,純粹是出於哲學理由。卡西勒計劃在期刊表明自己的立場。不過,卻遭鮑赫拒絕,於是憤而退出《康德學會》。高亨與鮑赫的爭論:要麼高亨留下,要麼鮑赫辭職。

1916年12月,爭論以鮑赫的辭職為終結。在給他的朋友的書信中提到,他辭職是受到「猶太的審查委員會」(eine Art jüdischer Oberzensurbehörde)的迫害。《康德學會》受猶太人把持,早已經失去了編輯自主。他受到威嚇,如果他不辭職,則其他的學者會離任。鮑赫離任後,與另一個同為保守的德國學者威銜・馮特(Wihelm Wundt)共同創辦了立場保守的《德國哲學學會》(Deutsche Philosophie Gesellschaft),合辦新的期刊《德國觀念論哲學學報》(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學會內不斷流傳著鮑赫是受害者,受猶太學者的排擠,德國哲學已經受猶太意識形態的入侵。鮑赫雖然失去《康德研究》編輯一職,不過仍然在耶拿大學繼續擔任教授,1922年甚至成為大學校長。1933年,希特拉奪權,鮑赫與三百多名的學者,宣誓效忠元首。1942年,鮑赫逝世。他沒有親眼看到種族主義帶來的觀念災難,而且更禍延幾代人。

哲學家的偏見,往往不是只屬於個人。

Beiser, Frederick C. Hermann Coh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8. doi: 10.1093/oso/9780198828167.001.0001.


Angelus Silesius

世界為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人的存在是否有理由可言?一開始唸哲學時,都有思考過這些問題。不過,唸下去漸漸不太在意這些問題。

柏林地鐵U-1線,是城市最早通車的線路。其中一個車站叫「西里西亞門」(Schlesisches Tor)。車站名可追溯至柏林關稅壁壘的歷史,步出大門,即是往西里西亞(Schlesien)的方向,大門已不復見。西里西亞即是指今天波蘭、捷克兩國等地。歷史上因文化衝突或宗教戰爭,該地城市曾多次易手,更曾是德國前身普魯士的領士。幾年前,一個人到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旅遊,途中在渥茨華芙(Wrocław)城市逗留了一天。城市在歷史上還有一個德文名字-布茲雷(Breslau)。二戰後,該城市歸屬波蘭。雖然改了名字,城內建築仍然保留普魯士的建築風格。

渥茨華芙為人熟悉大概是每年七月的國際電影節。2017年,講述梵高生命最後階段的電影《Loving Vincent》就在當地創作。事實上,該城是歷史的文化名城。德國不少近代重要人物,都在此地出生。我到渥茨華芙那天,天氣很熱。第二天落起雨來。我坐長途巴士離去時,才想起自己和這城市重要哲學神學家擦身而過-安高里斯‧西里修斯(Angelus Silesius)。偶然讀一篇海德格的文章,才認識這位神學家。不過,到了他的出生地,卻想不起來,總是覺得錯過了甚麼。

西里修斯的原名叫約翰‧舒夫勒(Johann Scheffler)。1624年12月25日在渥茨華芙出生受浸,父親是波蘭的貴族。父親信奉基督新教,因為宗教分歧,他由克拉科夫移居至渥茨華芙。西里修斯也理所當然是新教教徒。可是,因為與新教教義衝突,令他嚴厲批評新教。1653年更加轉信天主教,並且改名安高里斯‧西里修斯。他甚至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做「路西法」(Luzifer),批評他把基督信仰由天堂帶到去地獄。

1643年,西里修斯在史特拉斯堡(Straßburg)學習醫學與法律,後來轉去荷蘭的城市萊頓(Leiden)學習,最後在意大利的帕度亞(Padua)取得哲學與醫學博士學位。在荷蘭留學期間,他接觸了神秘學(Mystik),特別是德國神學家雅各.波墨(Jakob Böhme)的著作,對他日後的箴言詩(Epigram)形響甚大。1657年,他用德文撰寫的詩作-《天使的漫遊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詩作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神秘學的代表作。詩句意味深長,表面讀來相當弔詭,卻吸人入勝,令人再三回味。

較為人熟悉的是那首的玫瑰詩-「沒有因由」(Ohne Warum):玫瑰沒有因由/她綻放只因綻放/她不拘泥於自己,不在乎別人的目光。(Die Ros ist ohn warum; sie blühet weil sie blühet, sie acht nicht ihrer selbst, fragt nicht, ob man sie siehet.) 海德格曾引用過,來解釋他的哲學。人不像是玫瑰一樣,不問因由地存在;相反人是不斷探究自身存在的意義。這首詩的詮釋歷來都有所爭議,西里修斯到底想表達甚麼。存在是否可以言說,歸根究底沒有理由?假如人的存在是沒有因由,那又如何在塵世中自處?眾生存在僅是偶然,世界既是如此,也不一定是如此;既是這樣,又可以不是這樣。既然對自身存在無法提供充足理由,亦不想落入虛無,上帝是否最後的歸宿?

我們大概都聽過《小王子》的愛情故事,玫瑰象徵再次出現。撇開小王子對玫瑰的愛情膚淺與否,也不會令人否認,當中的愛情都是真實的。他堅持面前的玫瑰是世上獨一無二,是命中注定。他的眼中,世界必然是如此。可是,後來他知道真相後,發現玫瑰其實一點也不特別,她不過是在千萬花園中,其中一朵玫瑰而已。世界也不如他想像中那樣地必然。無可否認,他已經不再那麼愛玫瑰。不過,也變得沒有那麼自我,不執實於眼前的幻相,承認世事本身就是充滿偶然,不是如己所願。小王子如果有對世界有所領悟,如此也就足夠。

世界不問因由;也許是種種的偶然構成。為何如此,也很難說得出一個大概。

15.04.2021

Tempelhof-Mariendorf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菩提樹大道》23.04.2021


波蘭格但斯克

數年前,歐洲還可以四處出遊,我乘夜間長途巴士,由柏林出發去波蘭城市─格但斯克(Gdńask)。這個城市對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不過,城市還有另一個德文名字─但澤(Danzig)。不錯,就是在香港中學歷史教科書提到城市,納粹德軍在1939年入侵該城,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城市經戰火摧殘後重建。當地人一般不喜歡別人用德文稱呼該城市,因為會勾起與納粹的歷史。

格但斯克也並非只是與二戰有關。實情是,格但斯克是歷史上著名的漢莎自由城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Günter Grass故鄉。城市還與另一位德國哲學家有關─叔本華(Schopenhauer)。

困在在長途巴士差不多八個小時,終於到達格但斯克的中央車站。清晨的市中心,仍有一點的涼意,城市仍然保留過去的原貌。為節省旅費,所以我才選擇乘夜車。我沿著電話地圖一路走,走到內城區。在一幢的住宅門前停了下來,屋內的主人還沒有醒來。住宅外牆上掛著一紀念牌,上面寫著,哲學家叔本華就是在此屋出生。叔本華的父親原本打算妻子臨盆前,舉家移居英國,讓他在英國出生受教育。不過,出發前,叔本華卻來到了世界。父親被迫放棄移居英國的計劃。叔本華給人的印象不外乎是:孤獨、悲觀、厭女。另一方面,他又可以說是動物權益的先行者。拋開這些表面的印象,他的悲觀主義哲學(Pessimismus)是19世紀德國後半期的社會思潮,甚至是「時代精神」 (Zeitgeist)。悲觀不只是純粹的個人感受,而是人生態度。

德文有一字正好描述這種狀態:Weltschmerz,意思即是「世界痛苦」,受苦是人生的基本存在狀態。這詞起初出現於1830年代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原本屬於詩人與文學家的個人情感抒發,後來卻延伸至整個德國社會,形成一股潮流。叔本華正是悲觀哲學的表表者。蘇格拉底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一活。悲觀主義者卻說,即使人生經過反省,仍然是不值一活。這種說法,也一早出現在古希臘哲學。人生最好的理想已經無法達到,即不曾存於世上;一但已經存在,那麼最好盡快死去。人生不值一活,因為痛苦遠比起快樂多;同時,人的理想終歸徒勞無功,生命注定是沒有意義。19世紀的德國,傳統基督宗教已逐漸退場。人死後沒有最後的審判者,沒有死後的永生世界,作惡之人死後也不會受到裁決。剩下只是面前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不論我如何地努力,世上的痛苦依然比起快樂多,活著意義何在?叔本華的巨著《世界作為志意與表象》(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後半部分,反駁傳統哲學樂觀主義:世界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相反,眼前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差的。

然而,為甚麼人生注定是痛苦?叔本華的答案是:人是受制於欲望的動物,人無時無刻都被欲望牽制,每次的行動都是為了滿足欲望。當欲望得不到滿足時,便會感到不適、不安、煩躁、甚至挫敗。當欲望,如食欲或性欲,得到滿足時,痛苦便會消除,繼而產生快樂。可是,快樂並非根本上有別於痛苦,僅只是痛苦的短暫消逝,快樂消逝後,又會新的欲望出現。欲望無止境,不斷出現,終陷入不適、不安、煩躁、挫敗的循環中。

人生注定受苦,不僅是因為欲望,同時也出於對現實的無聊感。如果說,欲望使人陷入無止境的追求之中,那麼制止自己的欲望,問題是否迎刃而解?非也。當人無所事事,也一樣產生痛苦。不行動的結果,是令人感到煩悶,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時間。內心不斷渴望去做一些事,卻又不知應該做甚麼。人生就是在欲望與無聊之間搖擺;欲望得不到滿足,便覺得痛苦,但欲望得到滿足後,又會感到無聊,叔本華如是說。

然而,叔本華是否真的是太過極端,太過悲觀?如果他說的是人生本來面貌,那麼其實沒有悲觀或樂觀可言。世界本來就是如此。假如我早有心理準備,知道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痛苦,也許對生活的不如意事,也許不會覺得意外,對自己的處境不會那麼容易感到沮喪。

03.04.2021

Berlin-Schöneberg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菩提樹大道〉09.04.2021


Immanuel Kant

研習康德哲學的都知道,他的哲學系統充滿不同術語,讀了一大段文字,卻不懂他的意思。初學時,難免困難重重,需要反覆閱讀。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查哲學辭典少不免。

歷史已有不少學者編輯過康德辭典。最早兩本是Georg Samuel Albert Mellin 編輯的《批判哲學百科全書字典》(Encyclopädisches Wörterbuch der kritischen Philosophie)與Carl Christian Erhard Schmid的《簡單應用康德文獻字典》(Wörterbuch Zum Leichter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Schriften)。不過,較為完整的版本是1930年Rudolf Eisler出版的Kant-Lexikon。近年,在德語與英語世界都再新編輯康德辭典,水準甚高,基本取代Eisler的版本。不同版本,我都查閱過,以下是自己的一些看法。

  1. Rudolf Eisler — Kant-Lexikon

亞歷山大.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柏林洪堡大學主樓的門外,左右兩邊分別豎立著洪堡兄弟的雕像。亞歷山大.洪堡的雕像上,刻有一行的西班牙文:「AL SEGUNDO DESCUBRIDOR DE CUBA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1939」意思即是:「古巴的第二個發現者,夏灣拿大學1939。」

有一次,看到香港電台製作的紀錄片《華人移民史─闖拉美》。其中一集是關於古巴的夏灣拿,主持雷競璇教授到古巴尋找祖父和父親的足跡。舊日越洋到他鄉謀生,當中血淚史,外人不足為道。多數華工為謀生出國,被「賣豬仔」漂洋過海,有些一去音訊全無,甚至屍骨無存。古巴的華工都是廣東人,來自台山、開平等地。廣東話仍然保留當年鄉音,用詞還相當老派,好像時光倒流了幾十年。遠走他鄉,人人都希望衣錦還鄉回唐山。可惜,片中的華工個個都垂垂老矣,頭童齒豁,晚景淒涼,令人相當心酸。

我沒有想過,來到柏林竟然令我與另一個城市結緣─夏灣拿(Habana)。這個城市在我的印象中,是海明威、卡斯特羅、捷古華拉的踏足地,還有1961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的基地。除此以外,對她幾乎一無所知。

2017年初,我在柏林諾倫多夫廣場(Nollendorfplatz)的德語學校,報名參加德文考試的預備班。有幸在課堂上認識一位自來古巴夏灣拿的朋友─Patricia。起初,我們都沒怎麼交談。後來,有一次去柏林韋丁(Wedding)區朋友家中作客,閑談起來,才知原來她來自古巴,也是個電影迷。她跟我聊起王家衛的電影《春光乍泄》,電影也未免將阿根庭拍得太美了。戲中的配樂,在拉丁美洲家傳戶曉,很容易令人找到共嗚。她告訴,拉美的音樂,一些的旋律聽來優美浪漫,好像是很樂觀。事實上卻是樂中帶悲,訴說人生的無奈。後來,我才知道《春光乍泄》的「鴿子之歌」(Cucurrucucu Paloma)訴說的不是甚麼浪漫故事,相反相當憂怨和傷感,說的是情人逝去,絕食而死悲劇。艾莫度華的電影《對她有話兒》(Hable con ella),也出現這首歌,可想而知,王家衛不是隨意的選擇。

Patricia在夏灣拿大學諗的是文學與語言學,除了西班牙語,還會法語、英語、意大利語和德語。我們一般都是用德語交談。周末時,我不時都會到他家中作客,她的德籍丈夫Christian也是我的好朋友。有時,我還會幫忙煮飯。她有幾枝的古巴雪茄,還給了我一枝。我抽了幾口,喝一口古巴冧酒,想像夏灣拿會是一個怎樣的城市。我知道她喜歡文學,介紹她看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她讀完後,不想再看第二次,因為實在太過極端。我不時好奇,問她古巴的風土人情。她告訴我,夏灣拿唐人街早已衰落,聚居當地的華人早已不在。我于不想將社會主義浪漫化,這無助解決現實不公平的問題。 不過,Patricia的故事,令我很想去古巴一趟。

廣東人上兩個世紀移居他方謀生,都是迫不得已,與現代移民概念很不一樣。在家鄉身無分文,去到異域最後也是身無分文,每天當苦力與奴隸無異。華工很多都熬不過惡劣的工作環境,在當地病死。一般華工都是無親無故,隻身一人,身後事要靠當地的同鄉夾錢處理。能夠生存下來的,也不表示苦盡甘來。華人在他鄉往往都成為政治運動的犧牲者。排華活動,社會主義革命,只能逆來順受。辛勞工作,一生剩下的財產,一夜間化為烏有。如果好運,依靠家鄉的親人接濟,尚可回唐山,盼望有天東山再起。可惜,更多的是,無顏面見江東父老,情願自我放逐,老死於他方。時日過去,華人在外謀生的血淚史,很多都散失在歷史的洪,墳地墓碑上的名字也愈來愈模糊。

這幾年來,香港再興起一股移民潮。可是,如果是迫不得已離開,又不是身家豐厚,又有何資格談得上是「移民」?我想,逃難一詞會比較貼切。故國不堪回首,回首徒然傷感,在異地斯人獨憔悴,傷神傷身。德文有言:immer nach vorne schauen,意思即是「不斷向前看」。前面是那方,可能一時都無法得知,可是人從來都只有面前的一段路。大概也只能這樣,才不會令人沉溺於過去,而虛擲當下光陰,避免淪為歷史的奴隸。

15.03.2021

Tempelhof-Mariendorf

原文載於明報專欄《菩提樹大道》 27.03.2021


林語堂

我的一位朋友有一習慣,每次他遊臺北,都會到陽明山的林語堂故居參觀。有次,我經過腓德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的書店,看見書店陳列著新版《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立時想起這位朋友。林語堂的書我看過不多,不過卻對他的中英文造詣佩服至極。有一段時間,我甚至看他的書來改善英文。在德國的公立圖書館中國文學一欄中,不時都看到林語堂的著作德譯本,我拿起手讀幾頁,好奇德文的翻譯會是如何。

2012年大學的暑假,我用兼職賺來的錢,訂了一張往臺北的機票,在西門町萬事達旅店訂了房間。一個人去旅行,很想離開熟悉的環境一會兒。我是偶爾在旅遊書上得知,林語堂的故居在陽明山。在臺灣故宮博物館出來後,在巴士站問路,召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載我到故居。司機是廣東人,下車後,他還告訴我回程時,可以乘公共汽車回去。故居展出林語堂的生前日用品、手稿、煙斗,還有他發明的中文打字機等等。書櫃都是他的作品與藏書,還有牆上掛著他與錢穆在香港宋王臺的合照。故居的後花園,便是林語堂長眠之地。我走到墓前憑弔,默而不語。離開踏出門口,一陣涼風徐來。

林語堂在著作中,少有談論私事。耄耋之年的自傳中,講得也相當簡潔。蘇格蘭的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自己簡短的傳記中提到,人談論自己時,難免帶著虛榮心,因此不宜長篇大論。我想,林語堂大概也是如此。

林語堂出生在福建1895年10月10日,在家中排行第五,按族譜命名為和樂。17歲時,入讀上海英文學校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改名為玉堂。在學期間,已展露對語言的天分,兩年後更以英文發表第一篇作品。畢業後,他往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英語,鑽研中國古典文學、語言學。25歲獲半官費往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院留學,翌年官費卻無故取消,幸得胡適慷慨解囊。

不過,在哈佛讀完一年後,因經費不足,申請往法國為華工服務,從事平民教育。幸好的是,因為在聖約翰大學成績優越,系主任要求他去德國耶拿(Jena)補修一門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必上課,即可獲得碩士學位。根據自傳的透露,在耶拿的期間,他和妻子過得很快樂。雖然在德國的日子很自由,不過仍照舊苦讀,因為是出乎本心求學。在耶拿城,他被周圍古老的城市建築、衣著、語言等吸引。耶拿城是歌德(Goethe)與席勒(Schiller)的故鄉,林語堂去看過歌德的房子與他收藏的標本,想起歌德的詩句。他直言深受《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與《詩與真理》(Dichtung und Wahrheit)的影響。一個學期後,林語堂與妻子轉到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攻讀語言學博士。不過,在法國打工儲下的錢快要用盡,被迫要變賣妻子的首飾,換取日用之資。

1921年,因為妻子臨盆在即,經費更漸不支,不得不回國分娩,迫使他在大熱天時為博士考試大忙特忙。終於以論文《古代漢語語音學》(Zur altchinesischen Lautlehre)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考試完後,與妻子到市政廳的食堂吃午飯慶祝,即晚便離開萊比錫,遊歷意大利諸城後回國。幾經波折與財困,終學成歸來。

耶拿與萊比錫我都去過了,城市面貌也早已不一樣。特別是萊比錫,整個大學城在二次大戰被炸得體無完膚,主要的教學大樓只能從瓦礫中尋。2014年,我由柏林乘火車到萊比錫,短短留了一日。舊城內仍然會見到歌德與哲學家萊步尼茲的雕像,陽光明媚的日子,街頭上不少藝術家奏樂表演,好不愉快。我大概可以體會到,林語堂在萊比錫留學的愉快歲月,物質上雖不充裕,但知性上卻是繁盛。

走進萊比錫大學的主樓,沒有找到林語堂的足跡。不過他的幽默與智慧,卻早已經融入每人的生活中。異代雖不同時,人心卻是相通。

Tempelhof-Mariendorf

01.03.2021

原文載於明報《菩提樹大道》12.03.2021


Jeremy Bentham

哲學上的一些標籤,也許可以幫助把握哲學家的一些想法。不過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標籤,非但不能把握當中的想法,甚至會誤導,阻礙理解作者的真正意思。例如,康德理論哲學中「物自身」概念的研究。學界一般有兩種的主流詮釋,即是所謂「兩重世界」(two-world)或「兩層面向」(two-aspect)。一些學者認為前者的解釋困難重重,因此後者的想法比較可取。

不過,哲學講的是道理,不是講立場和講人多。很多年前,在哲學系跟同儕說起「兩重世界」的詮釋,他聽後反應很大,覺得這說法「很廢」。實情是,不少大名鼎鼎的康德學者,例如Karl Ameriks、Allen Wood等學者,都是採取這種進路,更不用說歷史上的康德名家。坐井觀天,必曰天小,標籤很多時其實想暗示別人理論「戇鳩」,不值一讀。

哲學的標籤,令我想起近來與幾個朋友的讀書經驗。一些約定俗成的標籤或名目,其實問題甚多。以康德道德哲學為例,大學本科修讀過倫理學,都知道康德第一本出版的道德哲學著作是《道德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般的印象都是,康德討論的是道德正確性(rightness),行動動機是否出於責任(Pflicht),而非行動帶來美好的結果。一般都會將這種想法稱為「義務論」(Deontology)。在德語中,指的是「責任倫理學」(Pflichtenlehre),對揚於「後果論式」(consequentialist)的倫理學。

然而,如果對哲學史作一點考察,會發現「deontology」既不是德語,抑非拉丁語,更不是古希臘語。相反,這是由英國哲學家Jeremy Bentham約在200年前自創的字;他甚至撰文討論過這個字的意思。「deontology」這個字由希臘語「to deon」引申出來,意思即是「what is ought to be done」。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定義為「the science of duty」或「that brand of knowledge which deals with moral obligations」 。不同的英語字典,最初的意思,都可以追溯回Bentham。Bentham 使用這個字,是想提倡一套效益主義式的義務論(utilitarian deontology),重點不是討論責任的基礎。

回到康德的問題。康德沒有使用「義務論」來標籤自己的理論。即使在2015年出版《康德辭典》(Kant-Lexikon)這本權威的辭海中,也沒有收錄這個條目。康德生前也沒有聽過這個字。在他死後十年左右,這個字才逐漸出現在哲學的術語中。不過,康德本人沒有使用,也不表示,他的理倫不可用這種角度來研究。

然而,也許要弄清楚一個根本的問題:他的理論是否討論道德正確(或錯誤)的問題?正如上文提到,義務論是討論道德的正確性。如果認真讀一點文本,便發覺康德其實不是討論的道德正確或錯誤的問題。

首先,從文本上的證據,「正確」(recht)一字甚少出現在行文中。不管是《道德形上學之基礎》或是《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最接近的文本證據是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中,可否作虛假承諾,提到「ob es recht sei」(是否正確)。不過,康德行文的重點不是道德的正確性,而是責任的問題。(AA 4:422)

不過,似乎也有文本的基礎。道德正確性可以理解為「符合責任的行動」(pflichtmäßige Handlung)。某個意義下,都可以將它理解成道德正確的行動。然而,在康德眼中,符合責任的行動,並不一定是真正的道德行動。道德行動不只是符合道德律,並且要出於道德律。書中他有提到商人「童叟無欺」的例子正好反映他的想法。行動正確,並不一定是道德的。康德的道德哲學,討論的道德價值,多於道德正確或錯誤的問題。書中一開始便討論「善的意志」(guter Wille)的問題,而善的意志的最終原則,即是定言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須要服從道德律的要求。當中的論證則是後話。

回到「義務論」的標籤。既然這些標籤有害,又易產生誤解,又不能夠把握康德的想法,倒不如不用。理解哲學家的想法,還是回到理論本身。

參考資料:

Jens Timmermann, V — What’s Wrong with ‘Deont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ume 115, Issue 1_pt_1, 1 April 2015, Pages 75–9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64.2015.00385.x


Goethehaus in Weimar 歌德在威瑪的故居

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在2005年的一次訪問提到,小說作家的巔峰期一般在三十左右,大多數都是成名甚早,一部作品足以名流後世。這意味著小說作家與年齡有寞大關係,最好的作品在年輕精力充沛的時間出版。這也許不無道理,張愛玲出版《傾城之戀》時,只有23歲;卡謬(Albert Camus)出版《異鄉人》時,年僅29歲;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說《變形記》出版時,他32歲。當然,有很多小說作家都是大器晚成。

即使對德國文化不太熟悉,多少都會聽過歌德(J. W. Goethe) 的名字,歌德幾乎代表了德國的文化象徵。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他在後來自己的傳記中提到,他早年的健康並不佳。出生時,面色發紫,沒有呼吸,一開始以為他是死胎。被拍打幾下後,他才再次呼吸起來。孩童時患下天花,差點奪去他的性命。年青時,在萊比錫 (Leipzig)學習法學,患上肺結核,幾乎英年早逝。不過,歌德最後卻活到84歲,在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的領域為人類歷史貢獻良多,是多方面的通才。歌德用德語來創作詩歌,更奠定整個德語在文學的地位,扭轉德語的歷史地位。德國哲學作家Rüdiger Safranski在2013年出版的傳記《歌德:人生的藝術品》 (Goethe — Kunstwerk des Lebens) 提到,歌德年少時不是時人眼中「神童」(Wunderkind),不過他卻有迅速學習能力,對語言特別有天分,似乎預視他大文豪的命運。

多年前,看魏德聖的電影《海角七號》,林宗仁飾演的茂伯在電影片尾,用月琴奏起的那首歌,其實是來自歌德1771年創作的一首詩歌–野玫瑰(Heidenröslein),後來由不少作曲家譜曲。茂伯彈奏的是1815年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版本。這首詩歌是紀念歌德在法國史特拉斯堡(Strousborg)留學時的愛情故事。電影採用這首歌做配樂,也顯示了導演的心思,並非僅是因為旋律動聽。歌德文學流行全世界,超越語言的限制,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在華文世界,最常聽到歌德的小說應該是《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學時一個晚上,一口氣讀了這本小說,似懂非懂,但對小說留下深刻印象。小說出版時歌德只有23歲,據說他只用了一個月時間,便將小說寫完。拿破崙在耶拿戰役擊敗普魯士後,親自與歌德見面,並聲稱自己將小說讀了七次。拿破崙甚至授予歌德騎士徽章,可見他欣賞歌德的程度。小說是關於維特(Werther)、夏洛蒂(Charlotte)與亞拔特(Albert)的三角戀故事。故事以第一人稱日記的形式寫成,當中涉及不同主題:自由、命運、孤獨、哲學、自殺、文學等不同的題材,人物性格都有現實的根據,是歌德的半自傳小說。一般人都將這本書當成是愛情小說。事實上,中文將「Leiden」翻譯成煩惱,是有點誤導,可能受了英文翻譯「sorrow」的影響。在德語中,「Leiden」意思不止是煩惱或憂傷,而是有痛苦、折磨的意思。再引申出來的另一個字「Leidenschaft」,意思是對於某事物所產生的熱愛、對於某些事物的強烈情感。在維特的語境下,是他對生命理想的想像,追求人生理想時的痛苦,並非僅是煩惱一字可覆蓋。維特追求人生理想,對未來想像無法實現,生命也沒有意義,最後只有自殺的一途。與其說是維特自殺是求愛不遂,倒不如說是因為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對他產生的折磨,對人生理想無法實現的痛苦。

2016年的春季,我和朋友鹽叔去圖靈根(Thüringen)旅行,其中一站是威瑪(Weimar)。威瑪對每個德國人來說都不會陌生,歌德在這小城渡過大部分的人生,創作影響世界文學的作品。每個人提到威瑪,立刻聯想到的都是歌德。威瑪仍然保留了歌德當年的居所,我和鹽叔當年不會錯過去他的故居朝聖,故居內保留他當年的書桌、筆記、床褥以及他的收藏品等。學習德語時,常都聽到他的名字,終於有幸踏足他的故居,了自己的心願。無獨有偶,在我們到達威瑪那天,剛好是博物館夜,所有博物館免費通宵開放,窮學生當然把握機會,去看看其他名人的故居。

現實中歌德並沒有像維特一樣,小說創作令他從這種悲傷的格調中解脫。維特無法實現的事情,歌德卻一一展現出來,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幅藝術品,而且歷久不衰。

Tempelhof-Mariendorf

06.02.2021

原文載於明報《菩提樹大道》26.02.2021

戲言

雅歷。寡言,文章字句屬戲言。在柏林讀哲學,寫作。文章見於《立場新聞》哲學版、《關鍵評論網》、《明報》專欄〈菩提樹大道〉。Email: t.f.lamus@gmail.com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tflamus

Get the Medium app

A button that says 'Download on the App Store', and if clicked it will lead you to the iOS App store
A button that says 'Get it on, Google Play', and if clicked it will lead you to the Google Play 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