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比的五十道陰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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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畫像,收藏於Schiller-Nationalmuseum und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am Nec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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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zenmann的著作,書名為「Die Resultate der Jacobischer und Mendelssohnischer Philosophie von einem Freywilligen」。1786年在萊比錫匿名出版。

1786年5月,孟德桑(Moses Mendelssohn)和雅各比(F. H. Jacobi)的書稿出版後六個月,輿論忽然出現一篇匿名書稿,名為《Die Resultate der Jacobischer und Mendelssohnischer Philosophie von einem Freywilligen》(一位自願者對雅各比與孟德桑哲學的總結),令整個德國學界聚焦在這場泛神論論爭(Pantheismusstreit) 。起初,公眾以為這篇格調激昂的文章是來自康德(Kant)的學生赫德(Herder),後來揭露,作者原來是名不經傳的天才哲學家─湯瑪斯.韋茨曼(Thomas Wizenmann)。他認為,理性發展的終站必然是斯賓諾莎主義(Spinozismus),只有信仰(Glauben)才可以避免落入虛無主義(Nihilismus)。不過,韋茨曼強調,他並非僅僅是重複雅各比的論點,而是他獨立思考的成果。韋茨曼為雅各比的哲學辯護,可是他並非全盤接納他的想法。相反,對於雅各比某些論點,他批評卻相當嚴厲。

韋茨曼最大的貢獻在於將整場論爭的焦點刻劃出來。首先,他先將兩者的哲學立場區分開來,指出孟德桑也有種非理性主義的傾向;其次,他將雅各比的論點重構,令啟蒙主義者明白他的論點;最重要的是,他將論爭放回在哲學議題上,排除雅各比與孟德桑的個人因素。書稿吸引了康德的注意。康德讀完後,同樣認為雅各比與孟德桑兩者是殊途同歸,都是通向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us)的深淵。甚至,他在《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當中都要回答韋茨曼的質問。

韋茨曼的著作結論是:雅各比與孟德桑立場上沒有根本的差異。理性(Vernunft)是常識(Common Sense)的基礎,抑或,常識是理性的基礎?孟德桑的立場相當曖昧。然而,他在書中提到,常識對理性有指導作用。在這意義下,理性從屬於常識。因此,孟德桑對於常識理解,實際上與雅各比提倡的「salto mortale」(存亡之躍)基本是一致:兩者都認為人可以有直接知識,而不需要通過概念的構作。然而,韋茨曼認為他最大錯誤是,嘗試用理性(Vernunft)去證明信仰。可是,信仰根本不是為建立知識,而是指導人的行動;理性的作用,正如康德所言,並非去創造對象,而僅只是將對象連結起來,理性不能決定對象的存在。按照這個思路,上帝存在不能通過理性得知,且只能通過天啟(Offenbarung)。韋茨曼最後的結論是:宗教要麼是積極宗教,要麼是沒有宗教。有趣的是,哲學的基礎既非理性,亦不是信仰,而是懷疑論(Skeptizismus)。可是,這部分韋茨曼沒有提供足夠的論述。

不管是啟蒙或反啟蒙的陣營,都視康德是同路人。可是,康德一開始的立場卻是模稜兩可。他既不認同雅各比所說信仰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同時也否定孟德桑那套獨斷形上學(dogmatische Metaphysik)。1786年4月,康德寫了篇短文刊登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讚揚孟德桑的哲學貢獻。同年6月,他的學生勸告要提防新一波「狂熱主義」(Schwärmerei),並懇求他回應反啟蒙主義者的挑戰。康德也明白一直沉默下去只會淪為附庸。10月,他在《柏林月刊》發表了一篇標題為「何謂:在思考中定向?」(Was heisst: Sich im Denken orientiren?)文章,斬釘截鐵,捍衛理性在哲學中的地位。

在這篇的短文當中,康德認同雅各比和孟德桑某些的前提,但反對他們的結論。他同意雅各比,從知識論的層面無法證明信仰或上帝的存在;不過,儘管如此,信仰的基礎仍然在理性上。只不過,理性要證明信仰,並非從理論層面,而是實踐層面上。而這正是他文章的重心,信仰必須是「理性的信仰」(Vernunftglaube);信仰不能夠違背理性的原則,這原則即所謂的「定言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康德認為,單靠這條律令,足以提供充分的基礎去相信上帝的存在,不過,具體內容要等到第二批判出版後,才有充分闡述。

雖然康德對信仰的想法與雅各比相近,可是堅決反對他提倡的「salto mortale」。雅各比提倡的解決方法,是避免哲學陷入虛無主義,恰恰與康德提出理性信仰相反,信仰的基礎是理性,可是理性的信仰並非等同於知識,僅只是Fürwahrhalten (belief):主觀上充分,客觀上並不充分。康德批評,兩者都沒有試圖鞏固理性的地位,反而額外提倡一套說法,避開理性的審視。兩者的哲學其實只是兩套不同的非理性主義。然而,即使康德的批評正確,為何非理性主義是問題?為何理性才是哲學的基礎?

康德最直接的答案是:理性是無可避免的;認識這個世界必須通過理性。理性的法則是所有知識的必要條件,僅是感性直觀(Anshauung)是不足以構成真正的知識,知識必須通過概念(Begriff)的構作。這些說法都是耳熟能詳,不過,驅使康德批評這些狂熱主義者,實際上與時局有關。

當時普魯士國王腓德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der Große)是相對開明的君主,他當政時都被人視為是啟蒙的時代,學術相對自由。可是,他的健康日益惡化,即將繼任王儲腓德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是個保守的君主,柏林的啟蒙主義者擔心出版自由會受限制,言論審查將更加嚴密。遠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的康德同樣擔憂言論自由會受限,如果他不撰文回應,那麼他只會淪為輿論的木偶,被冠以狂熱主義者、無神論者、虛無主義者等名號。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竟然支持這些危害公眾的思想。因此,教會與政權會有充分理由對出版審查,以防哲學家宣揚挑戰政權與教會的學說。

所以,對康德而言,捍衛理性即等於捍衛言論自由,只有理性才能對抗專制主義。同時,如果信仰沒有經理性的審訊,則直接等於服從權威。可是,理性不服從任何權威,每個人都有理性的權利發問、推斷、審視。相反,如果事物的基礎在於信仰,則只有少數人宣稱有能力直接與上帝溝通,而那些欠缺這種能力的人,只能順從知識權威。雅各比與韋茨曼兩人不察覺,一但理性被摧毀,而僅依賴直觀與情感,即等於擁護專制。康德在文章的結尾呼籲,理性是自由的基石,懇求他們重視審視那一套非理性主義:

「人類及對他們來說最為神聖的事物之友人!……不要對理性否定使它成為世間的最高善之事物,亦即其作為真理底最後試金石的特權。否則,你們將不配享有這種自由,也必定會喪失它,而且還會將這種不幸加諸其餘無辜的人身上 ─這些人一向心懷善意,合乎法則地、且因此也以適合於公共福祉的方式使用它們的自由。」(李明輝譯)

韋茨曼在《柏林月刊》讀到康德的回應,感到相當地冒犯。儘管他的健康不斷地惡化,他還是決定公開回應康德。1787年,他寫了一封公開信,表明自己就是書本的作者。信中,韋茨曼否認康德非理性主義的指控,並且反駁康德的實踐理性也有種狂熱主義的傾向。可是,這場論戰剛開始,便以悲劇告終。韋茨曼耗盡他的健康,完成了書稿。他患上肺結核已經多年,書稿刊登不久便病逝了,年僅27歲。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對他的死,感到相當可惜,是整個德國哲學的損失。

泛神論論爭再次令哲學家賠上性命,可是,這場論爭並沒有因此停下來。

待續……

參考資料:

Written by

雅歷。寡言,文章字句屬戲言。在柏林讀哲學,寫作。文章見於《關鍵評論網》、《明報》專欄「菩提樹大道」。https://www.patreon.com/ericlamtf Email: t.f.lam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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