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即道德？Wille抑或Willkür？
上兩篇文章提到（見：自由即道德？－萊恩浩的質疑 與 自由即道德？－施積的責難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Grundlegung de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書中，將自由與道德兩者等同起來，將無法有效解釋道德惡的問題。人沒有自由去作惡，道德責任也無從說起。
朋友在留言中提到，為甚麼康德不一開始就區分Wille與Willkür這對重要的概念（姑且將前者翻譯成「意志」，後者翻譯成「意欲」。行文中保留德文，以免誤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涉及哲學史的問題。我讀了一些文獻，寫一點筆記作紀錄。
哲學人大概都會聽過，康德道德哲學是一套「義務論」(Deontology)，這套說法在英美世界屬於主流。粗略而言，道德的基礎必須獨立於經驗，且普遍地有效。道德律不涉及集任何經驗內容，依靠純粹實踐理性(reine praktische Vernunft)確立。整本《道德形上學之基礎》的工作是尋找道德哲學中最高的原則。這條原則即所謂的「定言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在當代後設倫理學中，不少人都爭論過，康德到底是道德「實在論者」(realist)抑或是「反實在論者」(anti-realist)。兩派的想法都有文本證據支持。不過，細心留意文本，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以及在1788年出版《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康德的目的是為了尋找道德律，以及理性如何可以先驗地認知道確立道德律。《實踐理性批評》中，他甚至說道德是個「理性事實」(Faktum der Vernunft)。從這個角度，他的立場似乎較為接近道德實在論。當然，康德道德哲學是否可以如此歸類，則是無話。
不少人都誤會，康德在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前，並沒有打算涉足道德哲學的問題。不過，在1768年5月9日，他給學生赫德(Herder)的信中，其實已經提到撰寫道德哲學問題(AA 10:74)。1773年至1781年這段期間，他卻沒有再提起書本的寫作計劃。直到第一批判出版，書的後半部分，道德形上學(Metaphysik der Sitten)的問題又再浮現，特別在「Architektonik der reinen Vernunft」(A832/B860)的部分。除了正式出版的著作，康德講稿也反映他的道德哲學的觀點，例如Moralphilosophie Collins、Naturrecht Feyerabend、Moral Mrongovius、Vorlesung zur Moralphilosophie等。然而，特別是1783年Christian Garve出版的De officiis 注釋與翻譯時，當中討論「義務」(Pflicht)的問題，多少推動康德決定出版道德哲學的著作。在他好友Johann Georg Hamann 一些書信往來中，提到康德將出版一本「反批判」(Antikritik)，駁斥Garve的道德論。不過，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上學之基礎》，有多大程度是為了回應Garve，則難有定論。
整本《道德形上學之基礎》最大的創見是將道德視為自由。康德區分行動原則為「假言律令」與「定言律令」；前者是有條件律令，後者是無條件律令。也只有後者才有絕對的道德價值。具有道德價值的行動不只是要符合律令形式，同時必須出於對律令的尊重；必須是基於義務，而不是個人旨趣，由理性自發的行動。基於以上想法，康德區分Wille與Willkür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在後來的著作中，前者負責道德的立法，後者主導人的行動。可是，在整本《道德形上學之基礎》當中，直接提到Willkür這個概念僅出現了兩次（ GMS 4: 426, 451)。整本書的重點是討論Wille如何可以先驗地( a priori)認知道德律的存在，康德不時將Wille與「純粹實踐理性」(rein praktische Vernunft)等同起來，道德主體即是純粹實踐理性。人的存在同屬於「感性界」(Sinnenwelt)與「知性界」(Verstandeswelt)，知性界是作為感性界的基礎(Grund)。人既非純粹理性存在，亦非純粹感性存在。也因為這原因，人可以不受感性決定，自主地通過理性決定自己的行動。甚至，知性界的「自我」(Selbst)才是真正道德主體。整本書當中，是討論道德形式條件，至於，道德如何實踐的問題則欠缺。一般都認為，康德道德哲學都是形式主義(Formalismus)。
回到原本的問題，如果Wille與Willkür那麼重要，為甚麼康德不一開始就區分開？若如此，就不會引來萊茵浩(Reinhold)的攻擊。最簡單的答案是康德根本沒有注意這個問題，或者認為這個問題不重要。不過，這個說法頗為可疑。
首先要注意的是，不應將康德的道德哲學，僅集中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這本書固然是理解他的道德哲學重要著作。可是，道德問題涉及的不只是立法的問題，同時，還涉及培養道德人格，馴化自己的欲望。道德立法並不等於是道德行動。道德律要求我必須遵從的命令，並不表示，我在實際上的按照它的指示而行動。道德哲學若只是關心道德立法的問題，那麼康德不需要花時間在《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上學》(Metaphysik der Sitten)、《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實踐人類學》(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以及不同的講課紀錄，討論欲望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最高善(das höchste Gut)、幸福(Glückseligkeit)、人格（Persönlichkeit)、動物性(Tierheit)等的問題。
然而，討論道德如何實踐的問題，必須先問，要底基礎(Grundlegung)在那裡？如此，《道德形上學之基礎》對康德而言，首要任務是先尋找最高原則，確立最高原則後，再開展討論其他相對比較經驗的問題。這本書是整個道德哲學的起點，而非終點，當中還有很多問題康德沒有探討。這些問題他在後來的作品中逐一處理。最大的原因是，康德不想他的道德形上學，被誤解成一套道德心理學。因此，他在這本書中，先將Willkür的問題擱置。
不過，康德沒明顯區分Wille與Willkür，甚至有時交互使用，並不表示他沒注意當中的問題。學界一般共識都認為，康德在《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與《道德形上學》才區分清楚。不過，近年的研究中，提到康德早已經在講課紀錄中注意到這個問題。甚至，這對概念間的差異，不只是程度差異，而是類別差異(distinct in kind)，兩者根本無法互相化約，兩者提供的是不同行動原則。例如，上文提到的Moralphilosophie Collins、Naturrecht Feyerabend、Moral Mrongovius、Vorlesung zur Moralphilosophie等的文本。康德在文本中隱晦地提到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意識到兩者之差別。然而，康德對Wille的使用仍然很不一致，有時指的是純粹意志(reiner Wille)，有時是指的是人的意欲(Willkür)。不過，當他使用Willkür時，他的用法是一致的，他指的人的意欲、欲望(Neigung)。不管是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出版前抑或出版後。
道德哲學寫作計劃，早已出現在前批判時期。同時，他認為人的心靈(Gemüt)不同的「能力」(Vermögen)無法互相化約。在1766年的《通靈者之夢》(Traume eines Geistersehers)一書中，這個想法已出現：
德文：
,,Ist man aber endlich zu den Grundverhältnissen gelangt, so hat das Geschäfte der Philosophie ein Ende, und wie etwas könne eine Ursache sein oder eine Kraft haben, ist unmöglich jemals durch Vernunft einzusehen, sondern diese Verhältnisse müssen lediglich aus der Erfahrung genommen werden…Ich weiß wohl, daß das Denken und Wollen meinen Körper bewege, aber ich kann diese Erscheinung als eine einfache Erfahrung niemals durch Zergliedchenerung auf eine andere bringen und sie daher wohl erkennen, aber nicht einsehen.‘‘ (AA 2:370)
英文：
“But if one eventually arrives at relations which are fundamental, then the business of philosophy is at an end. It is impossible for reason ever to understand how something can be a cause, or have a force; such relations can only be derived from experience…I know, of course, that thinking and willing move my body, but I can never reduce this phenomenon, as a simple experience, to another phenomenon by means of analysis; hence, I can recognise the phenomenon but I cannot understand (have insight into, thanks Leonard for the suggestion!) it.” (Cf.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AA 2:370)
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沒有涉及Willkür的問題，是否即是不重要？非也。只是，研究哲學需要一步一步來。一本不夠100頁的書可以窮盡康德的道德哲學？世事豈有那麼美好。
參考資料：
Wuerth, J. (2011). Moving beyond Kant’s account of agency in the Grounding. In L. Jost & J. Wuerth (Eds.), Perfecting Virtue: New Essays on Kantian Ethics and Virtue Ethics (pp. 147–163). chap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mmermann, J. (2007).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