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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三部曲
2016年1月10日，我來柏林只有短短幾個月，寄居在柏林紐寇恩(Neukölln)南邊接近盡頭，當時朋友的家中。帶了一堆書，帶了朋友送給我的幾件冬天大衣，就是這樣一個人來到陌生的城市。聚居在紐寇恩區的多數是勞動階層，同時也聚居土耳其及其他外來移民，有些已經是第二、三代人。這區南邊盡頭，是以德國包浩斯(Bauhaus)創辦人華特・葛培斯(Walter Gropius)命名的「葛培斯城」(Gropiusstadt)，多是高樓大廈和社會房屋，相對市中心，這裡人煙沒有那麼稠密。我一個人乘巴士來到城市邊緣，再走遠一點，便離開柏林。從這裡眺望過去，柏林原來可以那麼遙遠。德國電視台在這一年剛開始不久，便傳來大衛・寶兒(David Bowie)在紐約(New York)病逝的消息。
1976年，正值美蘇冷戰，東西柏林分裂。大衛・寶兒來到西柏林，除了希望戒除可卡因毒癮，還希望尋找音樂上的突破。當時，毒品幾乎毀掉了他的事業，眾人只是記得他是位來自英國的癮君子。他住在舒納伯(Schöneberg)區的「大街155號」(Hauptstraße 155)，附近的酒吧、咖啡室是他經常逗留的地方。在當時的荒涼的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的「漢莎工作室」(Hansa Studio)創作他的柏林故事。
寶兒幾乎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歌手。可是，來到柏林，他像每個柏林人一樣，衣著不修篇幅，柏林人也不在乎他是誰，對他不太感興趣，在街上也沒有人理會這位音樂巨星。有一次，寶兒忽發其想，跳上在舞廳內台上，想即興演唱幾首Frank Sinatra的歌曲。誰知，被柏林人叫他下來，不要阻擾他們看表演。寶兒他似乎很享受被柏林人冷落，這個城市令他感到放鬆、治癒，同時也很容易令人迷失，不過，又會令人在這裡找到自己。他來柏林，也不僅要突破自己，而是要重生。他的音樂不需要那華麗的修飾，可以直舒胸臆。在柏林的漢莎工作室錄製三張知名的專輯：Low、Heroes、Lodger，合稱「柏林三部曲」。同名歌曲Heroes更是成為當時東柏林人追求自由的地下歌曲。1987年，他在回到西柏林的那場見證歷史的演唱會，也預視了德國的變化。
寶兒在柏林重生，無獨有偶，也涉及了另一個柏林女孩重生的故事。
1981年寶兒再回到柏林，寶兒無酬參與電影〈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中文翻譯即是「我們動物園站的孩子」，戲中寶兒飾演自己，他的歌曲「Heroes」也成為了電影的配樂。電影改篇自主角Christiane F.的親身經歷，很多年後她在自傳回憶吸毒與濫藥的年輕歲月，幾乎毀掉自己的生命。她出生在單親家庭，受父親暴力對待，後來父母離異，與母親和妹妹住在「葛培斯城」(Gropiusstadt)的社會房屋中。也許感受到時代困倦，令她沉醉於柏林的迷幻迪士高派對中，吸食可卡因來麻醉自己。夜間在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的大廈中穿梭，逃避這個絕望的世界。染上毒癮令Christiane整個世界都改變了。為了毒品，她甘願出賣自己的身體來換取毒品，那年她只有14歲。她身邊的朋友也因為吸毒接二連三喪命，最後，只有她活了下來。她的傳記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從她的故事，看到冷戰西柏林的頹廢的一面，看到當時少年人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