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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bad,郊外的行人道。

安東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執導的電影《別問我是誰》(The English Patient),講述的是在二次大戰一段轟烈的愛情故事。匈牙利伯爵艾瑪殊(Almásy),駕著英軍的飛機,使用德軍的汽油,飛到開羅的探險洞穴,拾回已經死去的情人。電影一開始,他駕駛的飛機被德軍炮火擊落,將他燒得面目模糊,他也記不起來自己是誰,只是說自己是個機師。最後,在意大利廢棄了的修道院等待死亡的時間,他被人歸類「英國病人」,即是電影的英文片名。電影由「英國病人」的回憶開展,一個人,沒有名字、身分、國籍、回憶。

朋友由香港來柏林旅遊。傍晚,我們坐在Kreuzberg的黎巴嫩餐廳吃東西聊天。席間,說起這幾年香港發生的事情,談到社會時局的轉變,教育的問題,香港人的世界觀等。這一切既陌生,又熟悉。畢竟自己在這個小島生活接近四分一個世紀,很難對這個地方沒有感情。然而,當柏林的朋友,問我怎樣界定自己的身分,我猶豫,而且竟然無法說出一個大概。

夏季學期在大學的語言中心參加英語寫作課,每個星期像是「聯合國」開會。法籍的女同學與我頗投緣。她下月便要回巴黎繼續學業。上個周末,我們坐在Schöneberg的一間Späti喝酒賤別。我告訴她,我讀過一些法國哲學與文學,喜歡法國新浪潮的電影,真是意想不到的法國聯繫。言談間,講起香港這個地方,講起自己身分認同問題。她是猶太人,祖父母都在死在集中營,男友卻是德國人。那張閃著靈氣的臉孔背後,像是歷史遺留下來給她的債務。她很奇怪,為什麼我會有個英文名字。我說香港是個雙語地區,中西混雜,以及我七年的基督教學校教育背景,以致我的「身分特殊」。她告訴我,當聽到這個名字,覺得一點也不陌生。我笑說,歐洲和亞洲的板塊連在一起,我們勉強說得上是鄰居。

有時候,和朋友講起對華人的刻板印象,我有時會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是打開話匣子的好機會。有次在Frankfurter Allee朋友家中作客,酒過三巡,他們說我的思維多多少少像個歐洲人。很多人對這種判斷會很介懷,覺得顯然是種偏見。可是,我其實不介意別人有這樣的評價,遑論會生氣。在香港一直嘗試成為香港人,可是一直以來,我由始至終都被當成是外人。離開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在柏林生活了一段時間,竟然變成像歐洲人。聽來真的是有點可笑,我竟然像歐洲人。人的遭遇這麼難以預料。

哲學系的迎新營,通常都會問你為甚麼要讀哲學。我記得只是答了一句:因為我想理解自己多一點。自我理解是個艱難的過程,沒有所謂一套特定的方法,最後也可能沒有所謂的答案。哲學同儕畢業後,各散東西。有的仍然在學問的路途上,有的擠身社會為生活打拼,有的在地球的另一端流浪。彼此在雙方的生命出現,然後一剎那又不見了,人人各有各的命途。變幻原是永恆,那老土的句子又於腦海浮現。他日再會,到底彼此又會變成怎樣?

回憶起剛剛畢業,用兼職賺到的「血汗錢」,買張機票,飛到歐洲遊歷了幾個星期。四年後,無獨有偶,又是同一個時間舊地重遊。自己也沒有注意,是否我仍然留戀過去的日子?這幾年發生那麼多事情,往後又會何去何從,我也沒有特定的答案。即使有答案,也不必然有解決方法。常常被人批評我做事沒計劃,以致給人欠缺安全感的形象。然而,經過這幾年,我仍然不知道甚麼是安全感。也許我真的已經沒有再長大,也許我是不可救藥。

你從地下鐵的車廂出來,通過那條悠長的電梯,忽見陽光從電梯口映來。你走進中央車站,放下背包,坐在車站的大廳內,靜候那班七時十五分由布拉格開往柏林的汽車。

寫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於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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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歷。寡言,文章字句屬戲言。在柏林讀哲學,寫作。文章見於《關鍵評論網》、《明報》專欄「菩提樹大道」。https://www.patreon.com/ericlamtf Email: t.f.lam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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