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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去旅行（二）
有沒有因為一套電影，而去一個地方旅行？
奇洛斯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的電影《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是我對波蘭的第一印象。幾年前，由柏林乘長途汽車到克拉科夫(Kraków)。站在中央市集廣場(Rynek Główny)，想起電影中維諾妮卡(Weronika)就在廣場上看見另一個維諾妮卡(Véronique)，彼此就這樣互相錯過。我很好奇，會多少人像我一樣，因為這套電影來克拉科夫。現實世界中，每個人又會否像電影所講一樣，僅只是扯線木偶，一切自由都只是幻象？自己是否可以掌握命運？
因為高速公路塞車，到達克拉科夫已經差不多是深夜。下車後，冒著微雨，在寂靜的街頭前往青年旅舍。到達旅舍，登記完後。我走到旅舍樓下的便利店，買了三文治和清水，吃完便回到床上倒頭大睡。
街上的電車隆隆駛過。可是，我也許太累了，昨夜完全沒有聽到。我去旅行很喜歡走路，也不需要住酒店。一部iPhone，一個背包便是我行李。走路雖然很慢，但總會去到目的地。
克拉科夫舊城內的建築，很多都有過百年的歷史。整個波蘭在二戰期間，大城市幾乎被納粹德國夷為平地。不過，克拉科夫倖免於難，歷史建築都保存下來。這幾年在歐洲不同的城市穿梭，很少會聽到城市因為經濟發展，要將歷史建築拆掉。很少城市會像香港那樣瘋狂，每天都在消滅自己的歷史。哲學家牟宗三在差不多三十年前電視訪問，提到香港只有文明，而沒有文化。牟宗三的批評當然有點偏頗。不過他卻道出事實，缺乏文化的城市，大概都沒甚深度。香港是一流的經濟城市，不過，物質層面以外，是否如經濟發展般進步，則是另當別論。在香港，人人都在生活，可是卻不是人人對生活都有感受。
在旅舍最後一晚，我遇到來自美國加州Kurt。他已經在歐洲旅行了幾個月，旅途也差不多要完結。父母是墨西哥和德國移民，我問他是否都懂德語。可惜，他只懂英語與西班牙語。在大廳內喝啤酒聊天，說起自己去奧斯維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見證人性的極端邪惡，聊起自己對世界文化風情的印象，談起他前度女友是韓國人，學習韓文的經驗。彼此像是相識很久的朋友。
Kurt提到在美國加州，人與人之間隔膜較少，即使是陌生人，一般都很容易聊起天來。可是，在歐洲，人與人之間都較冷漠一點，在街頭和陌生人聊天都好像不易，大家都互不理睬。我沒有去過美國，不知道美國人如他口中那麼平易近人。有時候我覺得，要理解自己的文化，最好辦法便是旅行。在異域陌生的環境，發現與自身文化迥異，反過來，看得自己更加清楚。我們交換了聯絡方法，希望改天再會。
讀過臺灣作家幾米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大概都聽過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名字。幾米讀了辛波絲卡的詩，啟發自己創作這套風行華文世界的畫作。我去旅行有個怪癖，總是喜歡去當地的墓園參觀，旅途最後一站便是去探訪辛波絲卡。可是，我按墓園指示，找了很久都沒找到她的墓碑。突然，一位波蘭老太太看見我在墓園徘徊了很久，她問我是否在找辛波絲卡。於是她引路帶我到墓碑前，我們用簡單的德文與英文溝通。我道謝後，她便緩緩離去。她或許會好奇，為甚麼會有個陌生的亞洲臉孔在這裡出現。世界很大，可是世界也很小。
朋友Grzegorz來自波蘭克拉科夫。幾年前，我們在語言中心一起學習德語，每次他來柏林都會見面，請我嘗波蘭的伏特加，聊聊近況。他常問我何時再到波蘭，他期待我的探訪。已諾必誠也，疫情過後，我也許要再次啟程了。
20.08.2020 寫於韓國首爾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菩提樹大道》，28.08.2020
